2017年2月26日，一批标注“AED”的急救箱被安放在上海市的部分地铁站内，“救命神器”已经开始入驻上海公共场所。在此之前，AED已经相继入驻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公众场所。

上海地铁AED

深圳机场AED

北京首都机场AED

那么，到底什么是AED呢？
当心脏病发作并变为完全心脏骤停时，心肌通常出现不协调的电活动，我们将其称为心室颤动，而此时心脏不能有效的收缩和泵血。而AED的最大作用，是能够对心脏以放电的方式终止心室颤动，从而使患者恢复心脏功能。值得注意的是，AED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且使用者可以快速上手。
事实证明，一个突然心跳骤停的患者，每提前除颤一分钟其成活率就能增加7%-10%。面对中国每年超过50万的猝死人数来说，AED配得上“救命神器”这个词。

2015年3月，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唐医生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抢救美国游客的照片走红网络，网友纷纷转载点赞并夸其为“中国好医生”。
唐医生回忆说，之所以能够最终挽救老人的生命，是因为美国公园内到处安放的AED，对抢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大概是按压了十分钟左右，就有人拿来了AED，一块协同操作下，给患者除了两次颤。之后，患者自主呼吸恢复之后，慢慢就正常呼吸了。”

AED在国内逐渐普及，是一种进步；但这与“全民懂急救”的目标为之甚远。
一方面，AED的普及力度仍然亟待加强。
在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实施公共除颤计划，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全部依法设置AED，连大巴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都有设置。据有关资料统计，AED目前在我国的普及率非常低。全国范围内仅小部分城市在机场、部分地铁车站和奥运场馆配备该急救设施，不足1000台。截止2016年8月，上海共设置AED设备372台。这个配比数额，相比国外和其他地区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日本235台、美国317台、澳大利亚44.5台、英国25.6台、德国17.6台、香港地区10台、中国台湾17.4台，相差甚远。

国内部分 AED 为防被盗，在柜子外面上了锁，需要使用时拿取不便。目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 AED 被放在了有人值守的地方，该处的工作人员具有提供急救的能力，能在群众呼救后及时赶往现场。

另一方面，只有AED的急救也是不科学的。
抢救心脏骤停患者，最重要的是在最佳救治时间"黄金4分钟"内，通过心肺复苏术（胸外按压为主）和电击除颤，使心脏恢复正常运作。然而，心肺复苏术虽然能暂时代替心脏搏动使血液持续循环，向身体重要器官输送血液提供氧气，但毕竟效果有限，而且需要经过较为专业的训练。

上海曾经做过一项对12000名市民的调查显示，面临突发情况需要急救时：74%的人选择报警，18.4%的人选择大声呼救，96.3%的人完全寄希望于医生。
欧美等发达国家很早就启动公众急救培训计划，推广较为普遍。目前已构建起囊括家庭、学校、公共场所在内的第一目击者施救网络。美国西雅图是最早开展公众心肺复苏培训的城市，医院外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远高于美国的国家平均水平。法国的急救培训普及率为其总人口的40%，德国高达80%，美国每4人中就有1人接受过急救常识培训。

反观国内，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2011-2015年全国接受红十字会系统救护培训的人员1900万人，进而推算出我国群众性救护培训的普及率达到1.5%左右。实际上，群众受过急救培训的比例还不到1%，市民的急救知识与技能的相对匮乏，极大限制了院前急救的抢救成功率。
比起“不会救”，更大的问题在于“不敢救”。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急救法，来规定应急救护中造成的后果责任由谁来负。甚至仅仅从AED设备的配备与使用遇到的困境中，就能看出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缺失。
美国在1995年就立法展开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它是一项在公共场所安置AED，并鼓励普通大众等非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从而能随时使用AED的普及计划。此外，美国还有《好撒玛利亚人法》（俗称“好人法”）来保护每一位施救者。它包含了两个原则：一是义务救助原则，即人人有义务协助处于危险中的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二是免责原则，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责任上的赦免，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

目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加拿大的法律中都有与《好撒玛利亚人法》相关的条款。比如，德国的法律要求每个司机当遇到事故或事件时，在基于安全的情况下须停车并提供援助。而且，学会急救知识和操作方法是申请驾照的前提条件之一。